【视频】主播说凉山 | 这位76岁的凉山老人，火了！

也违反党的十八大强调要运用法治思维治国理政的精神，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人治、党治的习惯思维，来观察和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它在实践上生机盎然，在学术上却乱象丛生，一直被行政法教科书所忽视。无论是质询、罢免还是不信任案，从动议、审议到表决，都需要达到法定的人数。

[5]据亚洲开发银行(ADB)统计，因受SARS影响，中国内地经济的总损失额为179亿，占中国GDP的1.3%。这些在代议制民主下都不成其为问题。首先，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从事公务的人员）追究的层面一般限于执行违法或不力。在这一点上嫁接行政问责和人大问责，最为妥当。[6]由此产生的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隔阂，对公信力的疑虑，经久难消。

认为部长责任制（minister responsibility）无助于责任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建构，相反，会留下逃避责任的黑洞。二、 样本分析（I）：重大问责事件（案件）行政问责案件多以重大事件、事故的发生为契机，经由媒体报道公之于众，从而引发问责。因此，海峡两岸和平协议是中华民族认同基础上的法理共识。

在大陆方面，两岸政策的认同基础，逐渐从政权层次转向国家层次，并开始探索民族层次的认同。（二）共识-独白时期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两岸结束了互不往来的历史。以民进党的台独党纲为标志，台湾民众在国家认同层次发生了裂变：即从原来对中国符号的一致肯认，转变为一部分民众认同中国符号、另一部分民众认同台湾符号的分裂局面。而国民党则退居台湾一隅，保持中华民国的国号和1946年宪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两岸一直处于互不往来的对峙状态，两岸政策也都以独白形式体现。

其三，尽管台湾方面提到了对一个中国涵义的认知问题，但两岸至少都持不涉及一个中国政治涵义的态度，这就在实际上回避了谁是中国的敏感议题，并因而没有刻意寻求政权层次的共同认同。但是，这些观点在台湾也仅是一家之言，而且多数台独分子的台独论证脉络，也并不是从意识形态角度着眼。

最后，两岸对九二共识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台湾在认同问题上这一阶段也出现了与大陆相类似的变化，但并未形成如一国两制那样明确的思想，而是在政党认同的包装下表现出来。因此，国家是一个兼具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范畴（如中国），而政权是一个仅具现实意义的范畴（如中华民国），甚至是一个没有现实依据的观念范畴（如所谓台湾国、台湾共和国、中华民国第二共和等）。运用政权一词的基础在于对政权和国家两个概念的厘清。

其三，台湾地区的国家认同，经历了从裂变到变异的过程。政权认同是指对以特定根本法为基础的政治体的认同，而不论该政治体及其所依据的根本法是否具有正当性，甚至是否真实存在。1990年后，台湾有人开始解构中华民国声称对大陆享有的统治权，台湾当局领导人亦将中华民国到台湾先后修改为中华民国在台湾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同时，台湾当局积极推动所谓宪政改革,采取了确认自由地区地位、直选民意代表和总统、精简台湾省级建制、建立公投制度、承认原住民的宪法地位和权利等措施，在根本法的层面实现了中华民国台湾化.随之发生的，就是政权认同的彻底消亡。从这两方面考察，本文认为，九二共识是一项临时协议。

但是，临时协议的形成又是达成宪法共识的必要步骤。同年4月29日，胡锦涛同志又在与连战先生的会谈中，提出了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十六字方针.两个十六字是两党的党际共识，也是两党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新愿景。

第一阶段为1949年至1979年。（三）和平协议的认同选择：中华民族认同什么是两岸取得共同认同的关键？这是和平协议认同选择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因此，对于两岸之间特定共识的性质，即应表述为A基础上的B,其中A表示某一层次的两岸认同，而B表示某一阶段的两岸共识。政党的组织形态是特定意识形态和制度形态的物质载体，而政党的组织形态与其主张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同一政党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可能会有变化，不同政党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形态又可能出现重叠，因而政党认同具有交错性和非稳定性特征。然而在民族层次上形成共识，则是签订和平协议最为现实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两岸法制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对于和平协议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作用。在政党认同出现新变化和政权认同彻底消亡后，台湾在国家认同层次也发生了变化。尽管两岸对九二共识的表述有所不同，但大陆和台湾均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共同的两岸认同：其一，两岸都承认隔海分治的状态，并且均以国家的统一作为目标，均未涉及意识形态上的争议，因此，九二共识的基础不是政党认同。

但这种稳定性建立在签订各方的利益平衡基础上。民族认同体现为对一个具有共同风俗、起源、语言、血缘和历史记忆的民族的认同。

法理共识海峡两岸签订和平协议的重要意义已为两岸所公知，两岸领导人亦在不同场合提出过签订和平协议的问题。而两岸以哪一层次的认同为基础协商签订和平协议，将决定和平协议是否签得成、谁去签、签了以后怎么办等重大问题。

其五，大陆方面以解放台湾为其两岸政策主旋律，而台湾则以反共复国为基本方针。其二，对该政权所依据的根本法、法律体系和官僚体系的认同，如对1946年宪法等的认同。

当然，上述多样化的共识，并不是两岸在充分沟通和协商基础上的产物。2000年后，与中国共产党形成共识的台湾政党主要是泛蓝阵营的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而另一部分则由两岸各自单独制定，只不过在内容、目的和效果上有所重叠而已这样，绝对主权与不可剥夺的自我保全权利发生了冲突。

这些思想家的著作提醒我们，不管我们模仿西方宪政制度还是走自己的路，对人的理性与德性保持一定的怀疑与警惕态度是明智的。因此专制统治抑制臣民间的相互伤害，却不会防止统治者对臣民的侵犯。

但我们千万不要将反联邦党人的观点简单地等同于洛克、联邦党人的自由主义见解。对于反对派的质疑，联邦党人都给以有力的回应。

各州民众文化各异，在政治参与中势必形成党派之争。洛克分享着霍布斯的人性洞见：人天性逃避死亡。

因而在日后的社会契约之中，不以强力防卫强力的信约是永远无效的。这两种恐惧的对峙局面在制宪会议的最后一天变得非常明显。对于正致力于实现宪政的中国政府与知识分子而言，这样的考察绝不是多管闲事。在这场全国范围的辩论当中，无论是支持宪法的联邦党人还是反对宪法的反联邦党人都竭尽全力把他们的恐惧传递给民众。

因为党派之争是出于人的天性，无法消除也无法满足。无政府的自然状态因此变成了战争状态，更准确地说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

同时，他也赞同霍布斯以自然状态、社会契约等非神学方式来论证政府的起源。但是要摆脱战争状态，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绝对主权政府。

因此，即便是政府部门中的最高权力机关———立法机构如果违背人民的委托，人民也可以罢免、更换它。……大规模的、持久的社会起源不在于人们相互的仁慈而在于相互的恐惧。